作为中国当代文坛最为特殊的一所专门培养作家的学校，七十年来，鲁迅文学院在文学新人培养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为新中国的文坛输送了一大批共和国作家。从1950年中央文学研究所创办到现在，鲁院已经举办了近百期各种类型的文学创作班。可以说鲁院对于中国当代作家队伍的建设产生了显著而又直接的影响，为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就办学而言，一所学校的环境如何，往往影响到它的整体形象，也会对其人才培养形成反作用。因此，有什么样的办学环境就有什么样的人才培养体系。那么，在不同阶段的办学中，鲁院的办学环境究竟如何？在办学过程中又发生了哪些改变？这些改变给鲁院的文学新人培养造成了怎样的影响？　　通过考察我们会发现，无论是中央文学研究所（简称文研所）时期，还是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简称文讲所）时期以及鲁院初期，鲁院的办学地点一直没有固定下来。虽然如此，但每更换一次，其办学环境总体来看还是在不断得到改善的。　　文研所创办时期，办学地点设在北京鼓楼东大街103号，与此同时，另有一些院落在北京宝钞胡同以及东官房等地。后来文讲所停办，这些地方分给了中央戏剧学院。　　到了文讲所恢复后的第五期到第八期，校址变更尤其频繁，几乎每办一期就换一个地方，现详细列表如下：

 

期 次	办学地点
第五期	北京市朝阳区党校
第六期	北京市朝阳区职工大学（课堂租的是北京空军招待所礼堂）
第七期	北京朝阳区劲松小学
第八期	前半段在北京朝阳区小关绿化队；后半段搬到新落成的鲁院新址北京市朝阳区八里庄南里27号

　　在鲁迅文学院喜庆建院六十周年之际，即2010年10月26日,鲁迅文学院终于从八里庄老校区迁到了育慧南路校区，和中国现代文学馆在一个院落。从此，鲁院办学环境大为改善，拥有了八里庄和育慧南路两个校区。　　本文主要考察在文研所、文讲所和鲁院三个办学时期使用时间比较长的三个校区，即鼓楼东大街、朝阳区党校和八里庄。在此基础上，试图观察鲁院办学环境和办学风气对当代作家培养形成的影响。
鲁院办学史上的三个主要校区
　　一、朴素而典雅的鼓楼东大街
　　一位记者曾经这样描述过中央文学研究所的第一个办学地：
　　在北京北城边的鼓楼东大街上，一座中国式房子的朱红油漆的大门前，挂着两面很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天空落着雪。朱红的大门和鲜艳的国旗在皑皑的白雪中发着光彩。从那一座朱红的大门走进去，通过那些曲曲折折的走廊，在走廊的一旁，就是研究员们所住的房子。房子里的设备都是一样的：一张卧床，一张学习和写作用的书桌，一个排列着各种马列主义理论书籍以及文艺作品的书架，一个温暖的火炉子。朴素的气氛，依然保持着过去老解放区文艺工作者的传统。[1]
　　这就是刚刚成立的中央文学研究所现在的所在地。　　据说，这所房子原先是一个开当铺人家的，文研所用200匹布和若干斤小米，买下这处院子。这座房子留给作家徐刚的印象是这样的——
　　进入朱漆大门长甬道，便是第二个红门。二红门对面影碑墙前，有三株不粗不细不高不矮的柏树。往左拐是一溜南房，房对面有扇形和方形窗的墙，有几簇榆叶梅和美人蕉。进入第三道门，是一个四合院，院中有对称的两株海棠树，浓荫遮住半个院落，高台边，有14个直径约30公分的油漆得红彤彤的圆柱，走廊很宽阔，有的红门还有雕花。后面的四合院如同前院，只是北屋前走廊没了，把它扩建成临时教室。往东走第四道门、第五道门是对称的月亮门，院落南边是小假山，房前有迎春花和榆叶梅，金鱼缸中养着睡莲，这个院儿的房子比较讲究，是所部领导人的办公室和会议室。出了月亮门是体育场，可以打球；场西是九间房——伙房、食堂、汽车房。
　　在曾任鲁院副院长的王彬眼里，中央文学研究所的所在地则是：
　　主体是四合院，西侧是跨院。四合院三进。第一进南端是金柱大门，大门之后是一个宽阔的院落。第二进北部是正房三间，耳房两间，东西厢房各三间，南房，也就是倒座，六间，西侧有一间耳房。第二进的北端也是正房，有正房三间，东西耳房各一间，东西厢房各三间，南边的房子便是第一进的北房了。四合院的西部是两个东西贯通的跨院。西跨院北部是一座两层楼房，每层六间，南部是三间平房，平房的西侧是两间低矮的房子。与西跨院相通的东跨院，北部是一座平房，共五间。平房的对面是用木头搭建的棚子。跨院西院中有一株枣树，东院有两株槐树，一株是国槐，一株是洋槐，国槐的北方有两畦洁白的玉簪，而在第一进院子的东北还有一株高大的榆树……在二进院落的东南，有一座小巧的边门。我注意到那里的屋顶，在北京，非大式建筑采用板瓦，而院内的小型建筑，垂花门、抄手游廊一类的顶部却采取筒瓦——小型的筒瓦，与其配套的瓦当与滴水也是这样。[２]
从以上描述可知，在鼓楼东大街上办学的文研所，其环境在当时看来还是不错的。虽然是租来的房子，但不失古朴、典雅，其整体风格与文研所这所专门培养文学新人的学校的气质基本上是和谐一致的。正是在这里，走出了一大批影响巨大的共和国作家。
　　二、艰苦而有趣的朝阳区党校和职工大学
　　1979年文讲所恢复办班，当时没有自己的校舍，租了朝阳区党校四十余床位，办学条件甚为艰苦。徐刚在回忆文章《复出的岁月》中如此描述文讲所办学时的朝阳区党校：
　　教室是学员们唯一的共同活动的场所，是课堂、会议室，又是游艺室，可看电视和打乒乓球；还是演出厅，葛洛等同志代表《人民文学》社请来歌星苏小明，在此举办小型慰问音乐会；还有礼仪厅，孔捷生在此举行结婚仪式，以及接待美国作家聂华苓；也是歌舞厅，改革开放后，习交谊舞盛行，学员们也不甘落后，晚间在教室习舞。[3]
从徐刚的叙述可以看出，鲁院在朝阳区党校的办学环境是很局促的，与此前文研所在鼓楼东大街上的办学环境根本无法相提并论。　　在王安忆眼里，朝阳区党校的办学环境虽然艰苦，但却是学习、创作的好地方。她写道：
　　党校周围空落得很，出了院门，走一段，才可抵到一个勉强可称为“街”的地方。那里有一个烟杂食品店，小是不小，可里面也是空落落的……课堂是兼做饭厅的。前面是讲台和黑板，后边的角落里，有一扇玻璃窗，到开饭时，便拉开来，卖饭卖菜。里面就是厨房。所以上课时，饭和馒头的蒸汽，炒菜的油烟，还有鱼香肉香，便飘忽出来，弥漫在课堂上，刺激着我们的食欲……不开课，也不开饭的时候，我们会到这里来写东西。东一个，西一个，散得很开，各自埋头苦作……有一些小说就是这样写出来的。环境是杂一些，可心都是静的。[4]
　　而在叶文玲看来，朝阳区党校的环境颇有延安鲁艺的味道。她说：
　　我怀念文讲所借用的朝阳区委党校的那一溜红砖矮墙的平房院子，那座在如今肯定不复存在的大院，幽静、简朴，在当时我们眼里，颇有延安“鲁艺”的味道，尽管我们谁也没有去过“鲁艺”。这所前后两排的平房院，每间小得与鸽子笼无异，较大的房子就那么两间，一间后来暂作图书馆，另一间，吃饭时是食堂，上课时便是教室……我记得这间最大的用作食堂也用作教室的房子，有一次曾被我们派作了想也没想过的用场——给孔捷生做结婚的礼堂……那情景，我敢说就是真正的延安“鲁艺”人结婚，恐怕也就这般热闹！[5]
　　学员王成启在回忆文章中提到了朝阳区委党校房屋格局和质量：
　　进门是院子，两排一前一后的平房，后面是一个能容百余人的大厅，既是教室也是进餐的饭堂。平房与大厅间甬道的屋顶相连，房屋的格局像一个“土”字。房屋的质量很好，大厅地面铺的是木地板。后院较大，空地栽了树，是一处幽静的林子。[6]
　　这样的办学所在地，其硬件设施自然是很不能令人满意的。但学员们亦从中学会了苦中作乐。　　邓刚在《“黄埔八期”》一文中谈道：
　　我原想，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至少带“中国”两字，这一定是很高级的地方。然而到学校报到后，才大失所望，原来是在京城郊区叫小关的地方租的房子，条件和农村小学差不多。一个不大的院落，几间土气的平房，特别可怕的是厕所，里面是一览无余的一排粪坑，老师同学都蹲在一起，光亮的屁股相互映照，彼此面面相觑，很有些不好意思。幸好大家都是从底层摸爬滚打出来的，很快就适应甚至很快就爱上了这个更多是自然风光的学校。[7]
　　不少学员在回忆文章中提到办学场地的简陋，比如刘兆林在文章《我们“八一期”》中是这样回忆的：
　　当初文讲所条件就是如此简陋，只有一间作为教室的大点的屋子，兼做会议室和俱乐部，凡集体活动都在这间屋子进行。另一间大点的屋子是食堂，所谓大点是与宿舍比，其实食堂只能站下全体师生四十多人排队买饭，连一张坐下吃饭的桌子也没放，都是排队买了饭回宿舍去吃。[8]
看了上面的这些回忆文字，或许有许多人感到难以置信：一所国家级的专门培养文学新人的学校，其办学条件竟然是如此之差！然而，岂不知鲁院的远播海内外的名气与艰苦的办学条件，以及它的骄人历史与命运多舛的遭遇，它独特的办学手段与普通院校的教学模式，这之间的巨大反差，正是鲁院的魅力所在。这一点，正如曾任鲁院副院长的成曾樾在文章《我心中的鲁院》中所回忆的那样：
　　记得我刚刚调入时的文讲所，居无定所，经费紧张，全体师生挤在一个绿化队的院子里。诸多的业已成名的作家学员蜷居在低小的平房子上课、写作、居住。没有餐厅，大家便捧着饭盆蹲在屋前的石阶上用餐，共用院子里的一个水龙头洗脸、刷碗，在露天的厕所里方便，用空酒瓶戏充文体比赛的奖品。在那座晴天一地土、雨天一地泥的院落里，你听不到一句不满或抱怨，所有人的脸上都带着欢愉的微笑，每个人的内心都是那样的充实、宽容。来为学员授课的各路名家、大家络绎不绝地出现在那个宛如乡村农居的院落里，同切磋，共探讨，师生们在土房前尽情享受着文学的阳光与精神的盛宴。时常能听到朗朗笑声、歌声，不由让人想起了那个抗战中的延安，想起了那个巍巍宝塔山下、滚滚延河水边的享誉中外的鲁艺和相聚在那里来自四面八方的文学精英们。[9]
　　由此可见，鲁院与延安鲁艺不但文脉相通，而且在办学环境上也有诸多相似之处。但艰苦的办学条件毕竟与鲁院国家级的办学机构身份不符，这一点也大大限制了鲁院的发展壮大。形势逼迫着鲁院必须解决办学的校舍问题。　　1982年5月14日，文讲所上报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处《关于请求解决文学讲习所校舍问题的报告》，其要点如下：
　　为适应粉碎“四人帮”以后文艺战线培养新人的需要，经中宣部批准，我所于1980年初恢复。在1979年底中国作家协会关于恢复文讲所问题向中央的报告中提出了为学员宿舍和教学用房建四千平方米建房指标的请求。中宣部于1980年1月8日批复：“同意你们恢复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的意见，编制和基建问题，请你们报请有关部门商定。”1980年2月中国作家协会为我所及作协职工宿舍建筑问题上报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同志。谷牧同志曾批转国家建委吕克白同志和国家计委金熙英同志酌情办理。但到目前为止，因压缩基建指标，未能得到允诺。　　1980年初我所恢复时，是在一无所有的情况下迅速组织开学的。当时急如燃眉的问题是没有校舍。为了如期开学，不得不付出高昂代价，先后租用朝阳区委党校和朝阳区职工大学的少量房屋为临时所址。不仅花费许多房租，造成经济紧张，开支困难，而且直接影响到教学工作的正常进行。　　我们深感解决校舍问题的迫切性。这是关系到这个事业得以存在和发展的起码条件。迫切希望有关领导予以安排解决。鉴于目前国家尚有困难，紧缩开支，我们仅要求暂批给建房批示三千平方米，以及必要的用地，作为兴建学员宿舍、教室、图书资料阅览室、食堂及教职工的办公室之用。由于我们所系学校性质单位，还要按学校的布局着想、设置球场等活动场所。以及考虑到今后的必然发展。酌情在用地面积上予以放宽。另外，为腾空地皮需要的搬迁任务安排建房及用地亦需予以安排。
    因为批地建房程序复杂，受各种条件限制，这个报告打上去，并没有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文讲所的校舍问题，直到更名为鲁迅文学院以后才得到初步的解决。
　　三、素雅而偏远的八里庄
　　1984年，文讲所更名鲁迅文学院，终于在朝阳区八里庄南里27号建立了自己的校舍。但此时鲁院的办学环境仍未得到根本改善，其办学条件仍不能满足鲁院的教学需要。直到鲁院筹备举办高研班，学院才下了大气力花了几百万将原来的简陋的筒子楼宿舍进行了装修改造，使内部环境大为改观，其布局为：　　进院门，道两旁是两个小小的园儿。南有月门，上书“文园”；北有“聚雅亭”，草圃中突兀一石，上镌“风雅颂”，其布置素淡雅致，别有情趣。沿林道向南，可见一座两层小楼，楼上办公，楼下为食堂及图书馆与院史展览室。　　北边是一幢五层教学主楼。大厅褐色大理石墙前立着鲁迅先生的铜像。上书“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鲁迅先生的不朽名句。大厅两侧镶嵌着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们的浮雕头像，左墙是郭沫若、巴金、曹禺、丁玲；右墙是茅盾、老舍、艾青、赵树理。大楼有大教室、会议室可供教学研讨之用，还有电脑室可供上网查询。大楼各层合计百个单间，陈设朴实而实用，并有书架可供存书，有写字台可供写作。　　这个办学环境，基本上与鲁院的国家级办学需要相符合，也基本上满足了教学需要。　　首届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学员徐坤在文章中回忆：
　　（经过改造后）学校的院子虽然很小，也经过一番精心装饰。一进门，几棵巨大的雪松浓荫华盖，它们的历史与这块土地一样悠久。垂柳依依，一排排整齐的忍冬青，几棵樱桃树和悬铃木，枝枝芭蕉，点点万年红，将灰白色的教学楼主体深深掩映。一条青绿色石子甬道延伸向庭院深处的假山石和品茗亭，山石状似嶙峋，呈现太湖风貌，取名“风雅颂”；亭为四角飞檐，红漆青瓦，雕梁画栋，取名“聚雅亭”……
可以看出，鲁院本身的这个办学环境还是不错的。　　然而，在谈到鲁院周边环境时，徐坤却这样写道：
　　它的周边环境，可以说要多差有多差。这里正位于北京东四环边上，城乡接合部，与《农民日报》社隔条马路相望……用几个关键词来形容，那就是臭河、红灯街、城乡接合部。实在不晓得鲁迅文学院——作为全国唯一一所国家级专门培养作家的学府，选址怎么会选到这个地方来？这里远离城市中心，出了二环、三环、四环城市主干道，如果不是北京正在修建五环能把它环进去，它就正经应该属于北京的郊区。它不是在大马路的街面上，而是凹进去，陷入深不可测的四环边上十里堡红灯小街的拥塞中。　　……最具讽刺意义的是，在鲁院雕栏玉砌古雅庄严的大门正对面，就是一家性用品店。女子自慰按摩器、新型壮阳伟哥药物广告大大咧咧挂在门脸上。隔了没有一百米远，就又是一家。四个月里我们就与它朝夕相处，毗邻而居……每天清早锻炼晨跑出去，踏上这条小街，见隔夜的纸屑、尘土散落了一地，空气里充斥着一种腌臜的作乐、酗酒的酸腐气息……　　我想，任何一个对鲁院抱有神秘和崇敬感的人，乍一来到这条街上，都会大吃一惊。除了鲁院，这里没有一家像样的单位。连《农民日报》也选在隔了一条马路的地方。唯有鲁院，门口那砖红色的文化墙、金色的匾额、乳白色清漆护栏，墨绿而高耸入云的雪松，庄重，谨严，颇像一个良家妇女，又有点像未出门子的大闺女，在勾栏瓦舍青楼浊淖之中，艰难、孤独，战战兢兢地保持着自己的一点庄严。并且，还多少显出了那么一点不合时宜。[10]
　　稍晚入学的傅爱毛的回忆和徐坤差不多：
　　一条肮脏破旧的小窄街出现在眼前，街的一边是低矮的小饭铺。旁边有树，树下居然摆着几个露天的剃头摊子，有人披了颜色发乌的白围腰躺在吱呀作响竹椅上正在剃头。这是在乡下小集镇上才能看到的情景，却赫然出现在北京的街头，而剃头摊子的旁边即是鲁院，我说不出心里是什么感觉。[11]
　　鲁院本身的办学条件改善了，然而周边环境却是一如既往地差。经过多方努力，这种局面终于在鲁迅文学院喜庆建院六十周年之际得到改变。2010年10月26日,鲁院从八里庄老校区迁到了鲁迅文学院育慧南路校区，和中国现代文学馆在一个院落。从此，鲁院办学条件和周边环境大为改善，同时拥有八里庄和育慧南路两个校区。　　在鲁院七十年的办学历程中，其办学地点多次变更。随着时代发展，办学环境愈加改善，其学习风气也形成了独有特色，这为鲁院文学新人培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鲁院不同时期的学习风气
　　一、活跃的课堂
　　学习风气和办学环境总是相辅相成的。考察鲁院的学习风气，无论是在文研所、文讲所时期，还是鲁迅文学院时期，一直都是很浓郁的。与一般的高等院校比起来，因为学习性质更加单一，仅限于政治课和专业课的学习，鲁院课堂上的学习氛围异常活跃。学员和老师亦师亦友的关系，也让师生间的距离几乎缩短到零。　　从文研所学习过的学员的回忆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课堂氛围，也可以看到当时教员的风采。　　以胡风为例，学员对待他的态度竟有天壤之别：满意者对他充满崇敬；不满意者也敢于毫不客气地当面顶撞。于此，可见鲁院课堂之活跃。　　第二期学员赵郁秀是这样描写教员胡风的：
　　两讲鲁迅杂文的是鲁迅又一挚友和学生胡风。胡风，高高个头，长长脸庞，宽宽额头，亮亮的眼睛、厚厚的嘴巴，还有浅浅的麻子，一点不像江南才子，倒像东北大汉。他对鲁迅的主要杂文，一一介绍当时的历史背景，细细分析，畅谈自己的理解和体会，很是精辟。开场就说：“我年轻时把读鲁迅的书当成一种精神和感情上的必不可少的要求和需要。鲁迅的作品在中国可算是百科全书。他所抨击的东西今天在我们身上还存在，他所争取的，今天我们还要争取，将来还要争取。他通过小事件、小问题看大千世界，抓大问题之根。他不是随便骂人，而是说真话。爱得真、看得深、抓得准，有勇气，有作为。一个作家就要用真情去体验、解剖别人，更无情地解剖自己……” [12]
　　而在另一位学员孙静轩的回忆中，胡风的表现则没有这么“精辟”，甚或脾气很大。他在回忆文章《那时，我们年青》中写道：
　　他（胡风）是个不会讲话的人。同冯雪峰一样，他有自己的思路、自己的表达方式、也像是自言自语、也不管你听得明不明白。和冯雪峰不同的是：冯雪峰讲起话来像是决了堤的流水，而胡风则像是被什么堵塞了似的，断断续续地说半句留半句，始终表达不出一个完整的意思。这且不说，最使听众不解的是，他像是喝醉了酒的人在对谁生气，东冒一句，西冒一句，让人莫名其妙。很久以后我才知道他有一肚子怨气，想发泄却发泄不出，有些话卡住了喉咙。[13]
　　鲁院教学不拘一格让鲁院的学习异常精彩，提升了学员的精神境界，激发了学员的学习热情，效果很好。
　　二、多彩的课外
　　课堂是如此，那么，课堂之外的学习生活又是怎样的呢？　　中国作协的领导是非常重视学员的课外生活的。比如第五期是粉碎“四人帮”后讲习所头一次办班，本期办学适逢改革开放初期，鲁院学习生活已经呈现出自由多元的特点。中国作协的领导非常关心学员的课余生活，给文讲所弄来了一台在当时尚属稀罕的大彩电让学员们看，作为学习的一种调节。　　鲁院的课外活动甚为丰富。张抗抗在《文学讲习所琐记》中谈道：
　　除去正式上课，课外的时间里我们在京城到处乱逛，如鱼得水。讲习所为大家提供了许多艺术观摩机会，半年中看了一大堆电影。什么《蝴蝶梦》《伪君子》《砂器》《乌沙柯夫将军》《大篷车》《苦海余生》《萨拉丁》，当时有争议的《星光灿烂》以及东方歌舞团的演出等等。还组织大家去参观北京天文馆、中南海、通县的张辛庄大队的机械化和村办的衬衫厂……那时讲习所常有客人来访，今天找这个人明天找那个人，不是出版社、杂志社的编辑来约稿，就是报社的记者采访，还有来和作家探讨作品的评论家、慕名来探访的文学青年等等……在讲习所学习的那半年中，许多出版社和报刊的编辑，都和大家成了好朋友。朋友多到有点不堪重负时，恰好讲习所也结业了。[14]
　　关于编辑到鲁院约稿，刘兆林在《我们“八一”期》中谈到一些趣事：
　　那时文讲所虽然简陋艰苦，但却是全国最能吸引文学编辑的地方，到了鲁院时期更是如此了。经常有各省的编辑们轮番来组稿。组稿方式各有不同，条件好的刊物干脆就派车把全班同学都拉去玩一次，次之的派个能干的编辑来悄悄拉走一伙人到饭店聚聚餐，再次之的来上一个编辑挨屋串，不仅不请我们吃饭，到了饭时赶到谁屋了还得由这个倒霉鬼掏饭票给他买饭。也有使损招的，看快到饭时了，连忙把编辑领到别屋，别屋那家伙理所当然就成了倒霉鬼……到了鲁院时候，我们的宿舍宽敞了，学校还有了招待所，不仅可以留编辑吃饭，有的也有条件留宿了。[15]
　　刘兆林提到的这种情况到了新世纪高研班时就好转了，比如徐坤在文章《在鲁院那边》中就谈道：
　　几个月来，在京的各编辑部，相关的文艺出版社，几乎都来请客请遍了，有的还请了好几次。像《人民文学》《小说选刊》《十月》《当代》《青年文学》《北京文学》、作家出版社……这些单位因为年轻人多，有朋友在，跟鲁院的来往自然就多。我们学习的时间有多长，他们从头到尾请客的时间就请了有多长。若超过一两个星期没人来请一次的话，我们就会大言不惭，撒娇做痴，打电话骚扰，向这些熟悉的老朋友提出抽空“见个面”的申请，一般来说都能得到满足。[16]
　　鲁院课外生活的丰富当然不仅体现于编辑约稿、吃饭，他们还有许多多彩的活动。　　讲习所开班后半期，悄悄兴起了跳舞。王安忆在《回忆文学讲习所》中写道：
　　不知如何开的头，我们兴起了舞会。周末晚上，吃过晚饭，将桌椅推到墙边，再拎来一架录音机，音乐就放响了。先是一对两对比较会跳和勇敢的，渐渐地，大家都下了海。那时候大多数人都不大会跳，而且跳舞这事情也显得有些不寻常……在刚开放的年头里，每一件新起的事物，无论是比较重大的，比如“意识流”的写作方法，还是比较不那么重大，跳舞这样的娱乐消遣，都有启蒙的意思，人们都是带着股韧劲去做的……讲习所舞会开张，党校食堂里的那几个年轻人也来参加，他们带来了录音机、磁带，还有舞伴。再后来，有些杂志社的编辑也来赴我们的舞会。后来，我们安排到北戴河度假，也带着录音机和舞曲的磁带。晚上，我们走到海滩去跳舞。[17]
　　除了跳舞，刘兆林在《我们“八一”期》中提到了“撞拐”（南方叫做“斗鸡”）。他说：
　　撞拐确是我从东北带去的，也是我倡导起来的，因为所有体育活动我都不行，唯有撞拐我非常出色，特意刺激地宣称，此道老子天下第一，不信就试试，单个上集体上都可以。结果是各省的同学都跳出来比试了，没一个撞得过我，连体力最好、最不服气的山西张石山也服了。最终不得不选择集体撞我。[18]
　　当然，这些活跃的课外活动非但不会影响到鲁院的教学，反而令这个地方更加充满了文学气息。况且，绝大多数的学员在这里有了创作上的收获，其学习风气还是令人肯定的。正是这种学习的浓郁氛围，让一届届文学新人从这里走上文坛，也让未能到鲁院学习的文学青年艳羡不已。　　综观鲁院七十年的办学历程，其发展基本上是与共和国同步的。鲁院的办学环境和学习风气深深影响了对当代作家和文学新人的培养，从而影响了中国当代作家的生态构成。表面上看到的是鲁院这所特殊学校的校史变迁，但从根本上来说，却是当代作家成长的物质营构和精神镜像。

注释：
[1]白原：《记中央文学研究所》，鲁迅文学院编《文学的日子》，内部资料。[2]鲁迅文学院编：《我的鲁院》，新星出版社2011年版，第445—447页。[3]徐刚：《复出的岁月》，鲁迅文学院编《我的鲁院》，第16页。[4]王安忆：《回忆文学讲习所》，鲁迅文学院编《我的鲁院》，第65—67页。[5]叶文玲：《怀念那碗玉米糁》，鲁迅文学院编《我的鲁院》，第99页。[5] 王成启：《文讲所：28年前的回忆》，《书摘》2008年第5期。[6] 鲁迅文学院编：《我的鲁院》，第121页。[7] 鲁迅文学院编：《我的鲁院》，第127页。[9]鲁迅文学院编：《我的鲁院》，第450—451页。[10]徐坤：《在鲁院那边》，鲁迅文学院编《我的鲁院》，第165—167页。[11]傅爱毛：《我生命中的四个半月》，鲁迅文学院编《我的鲁院》，第265页[12]赵郁秀：《我们的队伍向太阳》，鲁迅文学院编《文学的日子》，第373—374页。[13] 鲁迅文学院编：《文学的日子》，内部资料，第163—164页。[14]鲁迅文学院编：《我的鲁院》，第89页。[15]鲁迅文学院编：《我的鲁院》，第129页。[16]鲁迅文学院编：《我的鲁院》，第179—180页。[17]鲁迅文学院编：《我的鲁院》，第71页。[18]鲁迅文学院编：《我的鲁院》，第128页。
（作者单位：浙江传媒学院创意写作中心）

叶炜，原名刘业伟。创意写作文学博士，硕士生导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在《当代作家评论》《南方文坛》《光明日报》《文艺报》等发表论文近百篇，出版学术专著《认同的危机》等3部。另著有“乡土中国三部曲”《福地》《后土》《富矿》等长篇小说12部；《自清芙蓉——朱自清传》等非虚构作品4部。曾获第三届茅盾文学新人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优秀成果奖、《当代作家评论》优秀论文奖等。现为浙江传媒学院创意写作中心主任。


本文刊发于《创作评谭》202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