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的开始。这一重大题材不断地被电影、电视、小说、话剧等艺术形式所表现，当它出现在歌剧舞台上，又会呈现出何种面貌呢？不久前，由黄定山执导，岩奇、王晓岭、黄定山编剧，栾凯作曲的民族歌剧《八一起义》终于和观众见面了。这部汇聚了当前歌剧界顶级阵容的史诗剧作，不仅给观众带来极具震撼力的视听盛宴，也引发观众强烈的情感共鸣。

任何一部优秀的歌剧都是歌与剧的相互推动、相互成全，而在面对重大历史事件、历史题材时，歌剧还要合乎历史理性、历史目的、历史规律地再现历史，那么《八一起义》是如何处理歌、剧、史三者的关系呢？

就歌曲方面而言，无论是独唱、重唱、合唱，或者宣叙、咏叹，该剧的音乐设计紧扣时代、人物和情境。《拿什么拯救苦难同胞》《光明的前程》《我在等待这一刻》等唱段之所以能够获得观众热烈的掌声，当然与那些声名远播的艺术家石倚洁、杜欢、王丽达、杨小勇等的倾情演出，与观众对毛泽东、周恩来等革命家的崇敬之情密不可分，而根本上则在于音乐的词曲创作极为妥帖地复现或契合了特定历史环境中人物的内心状态。比如剧场多次回荡的《往事重现》，这段唱表现了征途艰险，周恩来深感责任重大；面对眼前的“大山”“狂澜”，周恩来想起反革命政变中牺牲的战友们，内心的悲愤化为行动的动力。“前途就在山那边”“希望就在水那边”，所有的阻力和困难都不足为惧。音乐的层层推进和人物起伏的思绪环环相扣，使得观众得以穿越历史，走进人物的内心。

从剧作方面来看，《八一起义》有21个主要角色，17个都有历史原型，其中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贺龙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观众再熟悉不过了，因而艺术加工必须以尊重历史为基础。显然为了贴合历史真实，主创是花了功夫的。尽管歌剧同话剧、影视剧相比，对人物的还原度没有那么高的要求，但该剧在服化道上还是做足了功课，人物造型尽可能还原，场景、特效等方面也都给人以强烈的真实感和冲击力。在叙事上，歌剧同一般的舞台艺术不同，往往比较跳跃，也不太讲求情节的连贯性，有时剧情甚至为唱段服务。《八一起义》在叙事上是相对完整而出色的，音乐设计与结构安排保持了高度的和谐，真正做到了歌随剧走，剧以情牵，情通而理达，言近而旨远，事义、辞采、宫商相得益彰。故事的开端、发展、高潮、尾声都辅之以朗朗上口的唱段，让观众对剧情了然，对音乐神会，对历史洞明。

八一起义功在第一枪。《八一起义》能否在“史”的方面站住脚，关键在于能否有逻辑地说明“第一枪”为什么必须打响、怎么打响，以及意义何在。同类题材的艺术作品更多地把重心放在“如何打响”这个环节，该剧在“为什么必须打响、为什么能够打响”方面给出了充足的理由，并且能够联系今天对历史进行了理性的评价，使得这一特殊的历史时刻具有了宽广的历史纵深。

剧作家夏衍指出：“艺术离不开理想，免不了夸张，太现实了，就不能写诗，也不能写剧本了。”那么对于现实题材的文艺创作来说，如何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进行艺术加工或诗意晕染呢？该剧除了让景动起来——歌舞的芦苇；让服装活起来——送别时，同色系的服装凸显了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心心相印，还在戏剧结构上进行了大胆探索，这一探索主要依托于三个人物：毛泽东、邓颖超和陈延年。有趣的是，在八一南昌起义的事实空间里，三位都不在场，但在舞台上，他们的戏份却相当重。那么这一“缺席的在场”对于历史内涵的彰显又有何作用呢？

毛泽东的首次出场是实写，描写的是起义前夕毛泽东与周恩来在武汉的一次会面，歌剧以颇具象征意味的“击掌”动作展现了二人在革命立场和思想境界上的高度一致，以及相互扶持、守望相助的革命情谊。当革命遇到阻力、战斗打响时，毛泽东以革命挚友的形象再度显影或投射于周恩来的心中，为周恩来接下来的行动提供了精神动力。一定程度上，《光明的前程》这段咏叹，既是毛泽东的心声，也是周恩来对于革命必胜的强烈认同。毛泽东真切地提出：“我听到一个声音在问，你们会挺身而出吗，你们会屹立不倒吗，你们会揩干身上的血迹继续前进吗？”对方铿锵地回答：“航船桅杆已升上地平线，注定我们光明的前程。”这种大无畏的乐观主义精神显然离不开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由是，借重历史、借重人物、借重歌唱，这一内在的精神力量就被这部史诗歌剧所承载和传递。

如果说毛泽东的出现，展现的是周恩来从来不是独行者。那么，邓颖超的出现又代表了什么，是戏不够爱情凑的俗套逻辑在发挥作用吗？显然不是。实际上，爱情与革命某种程度上具有同构性，在境界上，真爱与革命都具有超越性，是无保留地为了他人、为了理想而交出自我甚至是生命的义无反顾。周恩来匆匆离去，前来送行的邓颖超并未多问，也无需多问，问与不问、在与不在都始终相随。在起义遇到阻挠之际，与其说邓颖超两度在舞台上突然出现，不如说她从未离开，这是两颗高贵的灵魂始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支撑。正如两人深情对唱的《相伴一生》：“其实不必太多的承诺，因为心中都懂。”

陈延年是以英灵的方式，步入前敌委员们与张国焘据理力争的空间的，这显然是一种超现实的表达。“我用鲜血呐喊，我用生命怒吼，同志们，拿起枪，一往无前去战斗。”陈延年的呐喊与怒吼，不仅仅是为了批判张国焘，同时也向观众诠释了起义的逻辑：不革命，不建立自己的武装，没有自己的军队，就只能任人鱼肉。

此前，太多关于八一起义的历史表述或艺术重构中，女性都游离或外在于“事件”（event）。她们似乎并不天然地担负历史使命，而且始终隐匿而沉默。该剧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发现”了作为主体的女性，并赋予女性以意义，将她们从那些不可见的历史深处推向舞台的前景，使得那些被历史的天幕所遮蔽的女性变得光彩熠熠。

剧中的女性角色主要有两位：邓颖超和景芸。尽管邓颖超没有直接参与起义，并且出于保密需要，周恩来并未将暴动计划告诉妻子。但这并不妨碍这位伟大的女性为周恩来提供这人世间最相濡以沫、最动人心弦的情感支撑。邓颖超曾这样写信给周恩来：“在我们的革命生涯里，总是坚定地、泰然地、沉着地奋斗下去。我们的爱情，经历了几十年也没有任何消减。”如此深沉的爱、如此坚定的信念，显然是两人一直以来能够相互扶持、并肩作战的情感基座。因而，出现在深陷危机或困顿之中的周恩来心理空间的邓颖超，无疑极具象征意味。她给周恩来以力量，使他毫不退缩地同错误路线进行斗争。而在邓颖超最后一次登临舞台时，顶光直接洒在其身上，这一隐喻意味就愈发明显了。

不难发现，不少反映八一起义的艺术作品中，女战士形象并不突出，而实际上，两万名起义战士中不乏女兵的身影，该剧弥补了这一缺憾。剧中的女战士景芸在哥哥牺牲后，跟随贺龙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在“哑巴”牺牲后，又毅然接过恋人手中的炸药包，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景芸在牺牲前，悲愤而坚定地唱道：“我走过，我看见，我来了，战火的青春就让它随风远行；我知道，我坚信，我来了，未竟的心愿有人完成。”这段咏叹深切地表现了国难当头，女性作为见证者、参与者、行动者强烈的主体意识和献身精神。

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一个有生机的时代不能没有信念。尤金·奥尼尔曾说：“戏剧为什么不给观众一个机会,让他们看看其他人是怎样生活的呢？”歌剧《八一起义》为我们展现的就是这样一些可爱可敬的英雄和先锋，他们有着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他们政治过硬、品德高尚、深谋远虑、胆识过人，他们坚定地站在人民这一边，为民族的前途、国家的未来奋不顾身。在此意义上，民族歌剧《八一起义》是一部我们无法拒绝的佳作。

（作者苏勇系省评协理事、省评协特约文艺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