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衣的诗有四个特点：一是赋予了山川自然形态以浓郁的诗性；二是赋予困境中的生命以高贵气息；三是赋予芸芸众生以悲悯情怀；四是赋予生活以脉脉温情。布衣的诗歌创作一直实践着他的诗歌理念，即诗乃自在之物。我认为一个诗人的诗写不仅要揭示“自在之物”， 同时还要进入“为我之物”层面而歌吟。希望布衣今后的诗歌创作，能在更为广阔的时空里“天马行空”，由呈现变成介入，由高蹈转向现实，由仰视改为平视，由自在走向自由，创作出更多能反映出时代特征和个体生命特点的诗歌佳作。

谢帆云对诗歌有敏锐的感觉，其诗歌创作受客家文化滋养，是宁都文乡诗国传统的感悟、沉思与独白。他的诗作大体是他生命史的提炼，他对诗艺的追求认真而苛刻，是个执着而严谨的诗人。他的红色诗歌序列呈现的意象组合非常强，靠形象性的词语编织成红色画面，并呈现出力量感、厚重感、现场感。诗人也关注现实生活，诗作中常常楔入本土历史文化，内涵极为丰厚、有筋骨，彰显着文化力量。不足之处在于：红色系列中有些诗作明显过于直白，有些诗作过于“碰硬”、应景与矫情，有些稍显得“飘”，想像奇特，意涵却平淡，还有些作品个体化情绪体验的摹写成分浓。

圻子屡屡在诗的屋檐下养育着一只无名之鸟，它时刻听从人的需要，为诗的发生带来必要的转折、过渡与情绪的渲染力。鸟类的安排是诗人潜意识里对时间秩序的考虑，在他的诗中，时间维护着诗的起承转合，同时也在呼唤他重建一个反应系统，在他烂熟于心的鸟、树、河流之外，寻获另一套人马来比拟、建造他的时间王国。而基于时间流转上的人生如梦如幻如泡影，作为诗的主题，要么施以深度上的思辨，要么寻求与之媲美的新主题来稀释时间主题的权威，使得诗人今后的写作仍显机智与强健，如此，圻子在诗中反复出现的一个亚主题——“诗（人）的命运”——就会从时间的压抑下摆脱出来，与新生的场景相会，而得到更多美妙诗学方程的根。

对人类经验和人类精神生活的精微表达，是邓诗鸿面向自我与他者之间寻找均衡的一种方法。邓诗鸿在创作中把自我投射到对象中，抒写物我交融、主客体交融的人生思考与历史感怀，既有古典化的倾向，更有现代性的经验和对他者关爱的情感表达，凸显出江西诗歌独有的生命特质、审美形态。

在聂迪的作品中，土地上的山川、事物、季节、明暗、人伦和社会都是他不断触摸与探索的主体。隐逸风格是他诗歌的语言基调，他的诗从山水出发，启发了古代诗歌的当代性，典型呈现了客家人的“中正、柔和与遵从”，具有明显的唐宋文脉的客家性。客家性是一个文化基因的溯源与廓清。就像诗歌始终呼唤纯正性，这样的声音越是清晰，越具有正当性。沿这一条路径思考并观察现代诗，或许是江西诗人一条有益的线索。

范剑鸣的诗歌写作，可以视作是寻求自由写作和命题写作之间的平衡，体现出一种理性庄严与感性温度相互交织的氛围，他在2017年的诗集《大地庄严》中提到他“始终寻找和偏爱一种‘正始之音’……有一种诗歌与大地的庄严相匹配。”在他的诗歌中，诗人在反复寻找“语言实践的底线”，这一“底线”实际上呈现的，是在他寻觅的“正始之音”中，神性与人性相互纠缠的边界；“正始之音”也并非是单纯地择出自我，而是在拒绝了带有情绪色彩的主观用力的同时，作为独立的审美个体回到时代的现场，领受一项他所应当承担的使命，这样的诗歌才能够“与大地的庄严相匹配”。

在赣南诗群里，实力最强、成绩显著的是“瑞金诗人群”，他们表现出不俗的诗歌创作能力；其次是“宁都诗人群”；然后是“南康诗人群”，南康诗人群形成时间较晚，但近年表现出较强劲的创作势头。整体说来，新世纪以来的赣南诗人紧密关注、深切回望赣南这片厚重又充满活力的土地，在词与物之间、在语言与技艺之间、在小时代与大时代之间，他们在不断努力着。相信在江西诗坛乃至中国当代诗坛上，赣南诗人的声音会变得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嘹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