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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系青年”现象研究
发布时间:2021-08-30 09:59:30

       一、意义拼合:“佛系青年”的生成
 
       作为舶来品的“佛系”一词最早见于2014年的日本杂志《non-no》:杂志中的“佛系男子”指喜欢独处、专注自身兴趣、不愿谈恋爱的男青年。2017年,“佛系”借助两篇自媒体公众号推文——“留通社”《胃垮了,头秃了,离婚了,“90后”又开始追求佛系生活了?》和“新世相”《第一批“90后”已经出家了》在中国迅速蹿红,并衍生出“佛系青年”的概念。
    “佛”的本义是“佛陀”的简称,代表着佛教修行的最高果位。但“佛系”的概念比较模糊,通常指一种低欲望的精神状态与价值观念,与宗教无关,只是挪用了佛教的“随缘”这一文化符号来进行标记。它强调一种“有也行,没有也行”的莫强求理念。“系”则是指一系列可以借用此观念的处事方式,应用到生活中则出现种种“佛系”行为和“佛系”角色,比如“佛系打车”“佛系青年”等。按照霍尔文化批判的接合理论[1],“佛系青年”本身就是一个拼贴接合出来的词汇。“佛”首先作为公众共知的事物具备了流通的基本条件,其次作为被接合的一个部分,它本身的含义与青年需要表达的自身状态有相似之处,具备了联结的条件。通过“佛”这种正统而庄严的称谓将自身的状态神圣化,起到了一种意义建构和自我升华的作用,同时获得了一种戏谑的自我解嘲的语境,“佛系青年”就这样被表征了出来。
    “佛系青年”作为一种亚文化现象,其与世不争的随意态度和不拒绝又不主动的暧昧表达,让传统价值体系或者说主流媒体感到不安与困惑,甚至很多专家学者认为它消极、被动、负能量,但事实上它包含了更曲折、更复杂的社会情感和价值观念。因此当它被生产出来后,由于当代青年的自我表达和群体身份两种认同的召唤,迅速被征用并投入大众传媒的发酵池,产生了巨大的传播影响力。
 
       二、媒介狂欢:青年的被表述与主动认同
 
       新媒介时代的生态环境下,大部分信息是某些营销号或者利益集团(如MCN机构)发布的。媒介文化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现象,而是各种因素混合之后的聚变。“佛系青年”作为媒介文化的文本是社会文本,而不是传统的文字文本。“佛系”这一象征体系“发明”出来后吸纳召唤的主体是“90后”,他们践行着“佛系”所象征的行为方式。但事实上,很大比例以“佛系”自居的“90后”的“主体”地位是被动得来的。近年来,媒介不断通过各种推文和热搜给青年群体精准贩卖焦虑,如“30岁还未有车有房,这辈子便没机会”“25岁CEO融资过亿,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等极具噱头的炒作话题。“90后”青年会潜移默化地担忧在“规定”时间内无法完成既定目标,且随着时间递增,实现目标的可能性反而递减。当焦虑成为一种社会情绪,青年人无法快速证明自身价值,于是被贴上“多余”的标签,最终焦虑感不断增加。[2]于是 “佛系”心态加速蔓延,“90后”逐渐自愿加入媒介制造的“佛系青年”大潮。为寻求融入集体的安全感,而开始扮演媒体和社会所定位的“佛系青年”。
  所以说佛系不是青年的自我表达而是一种“被表述”,悖谬的是,青年面对媒介给出“剧本”不仅主动接受,而且心安理得地开始排演。在这场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狂欢”中,越来越多的青年受到这种媒介剧本话语的感召,数量上的庞大使青年在排演时不断去补充自己和这个概念的相似性,以确证自己的“典型性”。但是“佛系青年”不是对发展和成就全然无所谓,相反执着地坚守着自己精神维度的故乡——以努力但不极致的状态为了既定的目标而不懈奋斗。当事情的发展不能达到自己的预期时,他们会通过“佛系”这种看淡一切的态度来平息内心的焦虑。因此,“佛系”并不是青年人的真实生活状态,而仅仅是青年人社交网络上的符号表演,通过“佛系”这场演员和观众都是自己的符号表演弥合现实和理想的差距。
 
       三、隐藏焦虑:面对阶层固化的习得性无助
 
    “佛系”话语的主要使用场域是微博、微信等数字网络媒介,“佛系”话语描述的生活方式围绕着购物、吃饭等消费行为,使用人群多为初涉职场的城市白领或在校大学生。正如著名的欧睿信息咨询公司研究指出:“佛系”青年一般都受过良好的教育,他们把追求健康生活当作维持掌控感和在不稳定的世界里寻找慰藉的一种方式。[3]我国现在每年有几百万的本科毕业生进入社会,散落在各个阶层,与父辈相比,这些“90后”青年群体通过学业、职业等方式提升阶层的可能性逐步降低。高等教育培养下的理想激情在现实的高房价、高物价和高压力下迅速冷却,青年群体经过对未来冷静的预判而产生逃避的冲动,自愿贴上“佛系青年”的标签。在此语境下,“佛系青年”越是表现得看似云淡风轻,实则内里越隐藏焦虑不安和无所适从,唯有通过一种假装的姿态去获得心理上的慰藉。
       正如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中提出的观点:我们的生活领域,文化领域和思想领域上的阶级分野并没有真正消失,它们被一种相似性所替代,使我们产生错觉;这仍然是一个资本运行的时代,只不过资本的控制转换了面目,潜入日常生活中磨灭了来势汹汹的姿态。[4]“佛系”概念的营销也不过是资本敏锐地抓住大众心理的又一次成功试水和收割。在当今的社会背景下,追求更高层次生活的路途中个人成长的速度远远落后于世界发展的速度,职场竞争由此更加激烈。无数的资本宣传通过激发潜力的方式透支了青年人的热情信心和对社会进步的期待。尽管如今青年人虽然年轻,但他们经历了比父辈一生更多、频次更高的波动,而人类的精力还没有进化到能完整消化的程度。
       当今社会信息传递的零散性和时效性使人在其中有朝生夕死之感,工具理性至上、劳动的异化使得情感太过低效且无力。人与人之间联系的紧密、信息的透明使得交流不得不小心谨慎,否则内心的情绪太容易被感知,比如焦虑会暴露自身的脆弱,制造公共空间的低气压,整个社会心态进一步隐秘敏感且脆弱。高房价、高消费刺激着青年们用精力和青春填补物质的空洞,至于对生活琐事的随性和对名利的淡泊不过是给自己喘息的空间。快捷的通信设备使得交流密集迅速,而个人的情绪却缺乏完整和大段的表述,因此碎片化地记载自己的小情绪成为一种趋势。但因为这种趋势,情绪表达因为琐碎而被忽略,人心得不到稳妥的处置,个人的情绪大量聚集之后必然要通过编码和解码的形式宣泄出来。从这个角度来说,“佛系青年”在社会心理上折射出青年弱者心态的泛化,但在表述上其实是一种礼貌性的对焦虑隐藏和妥协。凡事只求合格,较少追求意外的惊喜,是青年面对压力和焦虑时开启的自我保护机制和回避竞争挫败感的心理缓释。
 
       四、青年亚文化:试探性宣泄与快速被收编
 
       关于亚文化的界定,澳大利亚学者盖尔德在其主编的《亚文化读本》中,也对“亚文化”作了类似的界定:“亚文化群是指一群以他们特有的兴趣和习惯,以他们的身份、他们所做的事以及他们做事的地点而在某些方面呈现为非常规状态和或边缘状态的人。”[5]相较于亚文化,青年亚文化常由于其主张彰显个性而被公众视为具有高度逆反性的文化形式。从青年亚文化的发展史来看,互联网技术的出现是其重要转折点。互联网传播以强大的虚拟性、时效性、交互性等特点催生出新时代的青年亚文化。从过去的黑客、拍客到现在的二次元御宅族等,都是在基于互联网技术的新媒体环境中形成的。在新媒体产品开辟的一个虚拟空间中,青年群体通过技术赋权获得话语权,不仅实现了信息交流和情感宣泄,也反映出群体态度。
    “佛系”亚文化是青年群体借助新媒体技术,在网络平台表达一种不争不抢、无欲无求的生活态度,并在网络空间中引起青年群体共鸣而逐渐形成的一种新的网络青年亚文化。“佛系青年”最典型的术语是“佛系三连”:“都行,可以,没关系。”青年群体在网络空间中进行情感交流和宣泄,并且以相同取向形成新的族群,创造出与主流文化中青年人积极向上形象所相悖的情感表达,是群体态度的宣泄,也是标志“佛系”作为亚文化的一大标志。从“佛系”文化来看,这种象征性的抵抗形式已经内化为“佛系”亚文化的精神核心,将青年人状态中“佛系”的一面都展示出来,并且得到青年群体的认同,从而推动“佛系”这一文化形式更为广泛地传播与多领域渗透。“佛系”作为一种亚文化,呈现出和过去亚文化注重狂欢性相反的特征:平静和安宁。“佛系”亚文化的逆反实际上是一种仪式性、象征性的逆反。“佛系青年”作为一种青年亚文化是一种弱势和缓的抵抗,相较于传统亚文化的反叛,更像是一种浅隐的自娱自乐。
    “佛系青年”不正面抵抗是一种策略,也许因为仍然没有找到一个恰当的方式,既不破坏现有的安宁也不减损自己的利益,所以他们面对各种压力表现出一种暧昧的沉默。青年们不愿也不想去解释,宁愿采用自我矮化的方式寻求暂时的妥协。这种佛系文化背后隐含着一种沟通失效与代际阻隔,所以主流媒体和商业资本察觉到了这个“90后主体”的不满和消极抵抗,分别急于用传统和新鲜的方式对其进行解读、吸纳和收编。资本嗅到“佛系青年”这一概念的商机,迅速瓜分了这个新兴的巨大流量池和潜在市场。以“佛系”为人设的偶像明星悄然升起,以“佛系”为卖点的真人秀节目此起彼伏。在各种压力下,以低欲望、不攀比为理念的“佛系青年”仅有的生存空间不断被挤压,仿佛只能寻求更完备的自我保护机制来守住精神深处的平和宁静。
 
 
参考文献:
 
[1][英]斯图尔特·霍尔:《表征——文化表征与意指实践》,徐亮、陆兴华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50页。
[2]陈昌凯:《时间维度下的社会心态与情感重建》,《探索与争鸣》2016年第11期。
[3]张燕:《“佛系”生活在全球》,《瞭望东方周刊》2018年5月1日。
[4][美]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刘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年,第53页。
[5]孟登迎:《“亚文化”概念形成史浅析》,《外国文学》2008年第6期。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王一涵,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在读硕士研究生。

 
       本文刊发于《创作评谭》202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