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醉酒

鲁迅作品中有丰富的对醉酒人事的描写，无论在小说、散文（杂文）、旧诗还是学术著作里，“醉”字都频频出现。在《风波》中，“七斤嫂记得 , 两年前七斤喝醉了酒 ,曾经骂过赵七爷是‘贱胎’, 所以这时便立刻直觉到七斤的危险 , 心坎里突突地发起跳来”。在《阿 Q正传》中，“有一年的春天，他醉醺醺的在街上走，在墙根的日光下 , 看见王胡在那里赤着膊捉虱子 , 他忽然觉得身上也痒起来了”。阿 Q 这一皮痒了不打紧，他乘着酒兴主动挑战，结果招来王胡一顿暴揍。其后阿 Q 幻想革命，因为“近来用度窘 , 大约略略有些不平；加以午间喝了两碗空肚酒 , 愈加醉得快 , 一面想一面走 , 便又飘飘然起来”，借酒醉在未庄人面前大耍威风，而他能够想起来的几句戏文，竟也和醉酒有关： “悔不该，酒醉错斩了郑贤弟……”然而，阿 Q 的结局是自己被“错斩”了，而“执法者”并不醉。

《在酒楼上》写“我”百无聊赖，“于是立即锁了房门 , 出街向那酒楼去。其实也无非想姑且逃避客中的无聊 , 并不专为买醉”。结果巧遇吕纬甫，两人对饮，“我”喝得不多，吕纬甫却“满脸已经通红，似乎很有些醉，但眼光却又消沉下去了”。《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寿老先生大声朗读的是： “铁如意，指挥倜傥，一坐皆惊呢～～；金叵罗，颠倒淋漓噫，千杯未醉嗬～～”“我疑心这是极好的文章”。在《藤野先生》中：“此后回到中国来 ,我看见那些闲看枪毙犯人的人们, 他们也何尝不酒醉似的喝彩——呜呼，无法可想！”1912年好友范爱农去世，鲁迅有悼诗云：“把酒论当世，先生小酒人。大圜犹酩酊，微醉自沉沦。此别成终古，从兹绝绪言。故人云散尽，我亦等轻尘！”1932 年底作《无题》诗二首，其二云：“皓齿吴娃唱柳枝，酒阑人静暮春时。无端旧梦驱残醉，独对灯阴忆子规。”在对文学史和小说史的研究中，鲁迅也经常注意到文学史人物（如刘伶、阮籍等）以及文学作品中的饮酒之事，例从略。

可见，鲁迅对醉酒的体验非常敏感，且有全面的认识。在他笔下，醉酒虽然并不总是坏事，不过却以把事情弄坏的情形居多。若细加分别则可以说，七斤、阿 Q 等莽夫酒醉容易惹事，而知识分子的买醉行为则往往是“苦闷的象征”。前者的“醉醺醺”可谓“陶醉”，后者的“微醉” 则含有“麻醉”成分。而无论是陶醉还是麻醉（以及“装醉”），都是鲁迅在作品中反复批判的，如在《灯下漫笔》中，鲁迅警示人们：“这文明，不但使外国人陶醉，也早使中国一切人们无不陶醉而且至于含笑。……于是大小无数的人肉的筵宴，即从有文明以来一直排到现在……”在《漫与》中，鲁迅写道：“如果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抚摸，陶醉，那可简直是万劫不复的奴才了。” 在《春末闲谈》中，鲁迅以细腰蜂作比，深刻地揭示了统治阶级的麻醉术。在《小品文的危机》中，鲁迅批评道：“麻醉性的作品，是将与麻醉者和被麻醉者同归于尽的。”在 1935 年给人的一封信中，他则称“《人间世》之类，则本是麻醉品，其流行亦意中事，与中国人之好吸雅片相同也”。

然而鲁迅自己也常常摆脱不了麻醉和陶醉。 1924—1925 年前后，因为兄弟失和与政治黑暗等，鲁迅十分苦闷。1925 年 3 月 11 日，他在给许广平的第一封信中自陈：“我其实哪里会‘立地成佛’，许多烟卷，不过是麻醉药，烟雾中也没有见过极乐世界。”其实，更有麻醉性的不是烟而是酒。烟能伤肺，酒却可以伤胃、伤心、伤神经，还容易引发人的行为偏差。因此，虽然鲁迅是个无可救药的烟鬼，但与吸烟相比，喝酒更是一桩不可等闲视之的嗜好，甚至会给他带来一定程度的心理压力。1925 年 6 月 28、29 日，鲁迅接连在两封信中向许广平“辟谣”，说自己端午节没有喝醉，而自己之所以喝酒，原因之一，用大白话说，即是“我妈让我喝的”——“我并不受有何种‘戒条’，我的母亲也并不禁止我喝酒”。然而，母亲虽然并不禁止，祖父可是明确禁止过的。在周介孚留下的家训《恒训》中，有三条“力戒”：“力戒昏惰”“力戒烟酒”和“力戒损友”。之所以要烟酒不沾，原因在于“嫖赌闯祸，多因酒起”，因此“有人劝饮，必非好心，力辞之”。周介孚并且回忆自己的父亲“遗嘱戒酒”，因此“我一生不猜拳赌酒”。鲁迅在南京读书期间，曾恭恭敬敬地手抄祖父的《恒训》，然而对于“力戒烟酒” 这一条根本无法做到。从这个角度说，鲁迅是一个孝子，但却不是一个贤孙。

在1925年6月29日的信中，鲁迅并且统计，“我到现在为止，真的醉只有一回半”。事实果然如此么？查鲁迅日记，似乎不止此数。1912 年 7 月14 日：“下午偕铭伯、季市饮于广和居，甚醉。”1912 年 8 月 1 日：“晚饮于广和居，颇醉。”1913 年4 月 28 日：“晚稻孙来，季市呼饮于广和居，小醉。”1921 年 5 月 27 日：“清晨携工往西山碧云寺为二弟整理所租屋，午后回，经海甸停饮，大醉。”1925 年 4 月 11 日：“夜买酒并邀长虹、培良、有麟共饮，大醉。”哪怕以“大醉”为“真的醉” 之标准，也至少有两回了。至于鲁迅信中所说“一回半”是何含义，则颇不可解。

在此之后，鲁迅日记中仍有不少醉酒记录。 1927 年 10 月 23 日：“夜同许希林、孙君烈、孙春台、三弟及广平往近街散步，遂上新亚楼啜茗，春台又买酒归同饮，大醉。”1927年 11 月 9 日：“夜食蟹饮酒，大醉。”1927 年 12 月 31 日：“晚李小峰及其夫人招饮于中有天，同席郁达夫、王映霞、林和清、林语堂及其夫人、章衣萍、吴曙天、董秋芳、三弟及广平，饮后大醉，回寓欧吐。”1929 年 4 月 18 日：“夜饮酒醉。”1932 年 2 月 16日：“夜全寓十人皆至同宝泰饮酒，颇醉。复往青莲阁饮茗，邀一妓略来坐，与以一元。”1932 年 3 月 30 日：“下午王蕴如及三弟来，……遂留之夜饭。自饮酒太多，少顷头痛，乃卧。”1934 年 12 月 29 日：“夜三弟来并赠案头日历一个，又为取得《春秋正义》一部十二本。略饮即醉卧。”按说鲁迅的酒量不会太小，然而略饮即醉，可以看出这时他的身体状况是大不如前了。

从这些记载看，鲁迅醉酒大部分发生于和朋友的饭局上，在一片热闹和觥筹交错中畅饮大醉，偶然也有在家宴上喝醉的。虽然醉酒造成身体不适，但是当时的心情是愉快的，可谓“陶醉”。不过在理智上，鲁迅并不希望自己喝醉。1912 年 8 月17 日，“上午往池田医院诊，云已校可，且戒勿饮酒”。但鲁迅并没有长久地遵守医嘱。1913 年3 月2 日，“饮酒一巨碗而归。……夜大饮茗，以饮酒多也，后当谨之”。此后他于短期内曾做到过在饭局上“不饮酒”或“略饮酒”，但是并没有坚持太久。这是为什么呢？ 1925 年 6 月 2 日，他去信许广平，提到“其实我并不很喝酒，饮酒之害，我是深知道的。现在也还是不喝的时候多，只要没有人劝喝”——将自己喝酒归因于他人的劝酒，或许恰恰证明了鲁迅在此事上原则本来就不够坚定。鲁迅固然多次在家人朋友面前现出醉态，但他并不希望留给世人一个醉鬼形象。以是， 1928 年春，针对冯乃超说自己“醉眼陶然”，鲁迅愤然久之，连续撰文讥刺。

除了“陶醉”的饮酒体验，鲁迅也间或用酒精“麻醉”自己。在兄弟失和后，他有时心绪恶劣，会一个人喝闷酒，如 1923 年 9 月 19 日，“夜半雷雨，不寐饮酒”，1924 年 2月 6 日，“夜失眠，尽酒一瓶”。不幸的是，喝多了却不醉，倍增痛苦。

通过梳理鲁迅有关饮酒醉酒的记录，除了可以帮助我们从一个侧面——在饮食上的“任性” 和“自由主义”——了解鲁迅的性格特征，同时也有助于我们对于鲁迅文学创作中“酒”的理解。唯其因为鲁迅自身有丰富的饮酒醉酒体验，“酒” 才能在他作品中得到准确表现，发挥相当作用。这里顺便说一下，有一种文学理论认为，作家可以凭借间接经验写作，并且其效果可以媲美直接经验，譬如鲁迅所翻译的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一书中便说道：“有些小说家，似乎竟以为倘不是自己的直接经验，便不能作为艺术品的材料。胡涂之至的谬见而已。设使如此，则为要描写窃贼，作家便该自己去做贼，为要描写害命，作家便该亲手去杀人了。”事实上，厨川白村所说才是一种谬见，间接经验固然可以“作为艺术品的材料”，但其效果和直接经验是不能同日而语的。同一个作家，描写某件事物，如果有过直接经验，当然对他的描写是有帮助的。至于作家为什么不去做贼和杀人，八个字可以解释：“非不为也，实不能也。”因此，只有曹雪芹才能写出《红楼梦》，因为他有经历。只有鲁迅才能写出“未庄”，因为他有经历。鲁迅的创作，大都来自“直接经验” 的移植和拼贴。

        （1936年2月11日，鲁迅与内山完造【右】、山本实彦【中】于上海）

       别人的妹妹

         ——从《狂人日记》说开去

一百年前的今日，《狂人日记》横空出世。

由于小说言约义丰，寄意深远，释读者众。鲁迅自言该作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世人论证此点，多举历史上的“吃人”与狂人发狂及恐惧被吃为例。反复阅读这篇现代白话小说的发轫之作，我认为，小说临近结束的第 11、12 两节（总共 13 节）以狂人的妹子为牺牲，是鲁迅精心设计的情节，具有性别意义上的深刻性。简言之，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固然逼疯了个别男性，但女性——尤其是未成年女性——因毫无反抗之力，受害更深更普遍。

在小说中，狂人回忆往事，终于悟出妹子之死，责任全在大哥。“那时我妹子才五岁，可爱可怜的样子，还在眼前”，然而，“大哥正管着家务，妹子恰恰死了，他未必不和在饭菜里，暗暗给我们吃”。“我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现在也轮到我自己，……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当初虽然不知道，现在明白，难见真的人！”由此，相对于受害女性，所有成年男性便都具有了原罪，希望，大约只在于：“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

《狂人日记》为何虚构出这样的情节？大约和鲁迅的生平经历有关。鲁迅曾有过一个妹妹，家里唤作端姑，约生于 1888 年 1 月，十个月即早夭了。端姑的夭折单纯出于疾病，但被鲁迅改写，移用作封建批判的事例。

以“妹子”为未成年女性的代名词，以“妹子”的牺牲或面临危险作为社会文化批判的证词，这在鲁迅的作品中并非孤例。单以小说而论，《阿Q 正传》的第七章《革命》写到，阿 Q 有一天晚上躺在土谷祠，发生了革命狂想曲，其中包括对异性的想象：“赵司晨的妹子真丑。邹七嫂的女儿过几年再说。假洋鬼子的老婆会和没有辫子的男人睡觉，吓，不是好东西！秀才的老婆是眼胞上有疤的。……吴妈长久不见了，不知道在哪里，—— 可惜脚太大。”他先后想到了五个女性，顺序是：别人的妹子——别人的女儿——别人的老婆—— 别人的老婆——寡妇。以妹子开头，一方面因为“妹子”离婚姻最近，另一方面相对于“女儿”和“老婆”而言，妹子被保护的力度更弱，仅高于寡妇。《在酒楼上》则写到了一对姐妹——阿顺和阿昭，吕纬甫想送两朵剪绒花给阿顺，却得知阿顺已死。导致她死亡的原因之一是她伯伯长庚因借钱不成，骗她说她的未婚夫比他（一个偷鸡贼）还不如，令她对人生彻底绝望，一病不起。至于阿昭也已长大，然而“长得全不像她姊姊，简直像一个鬼，但是看见我走向她家，便飞奔的逃进屋里去”，“这阿昭一见我就飞跑，大约将我当作一只狼或是什么”。阿昭将吕纬甫当作一只狼或是什么，这种对陌生男人的恐惧肯定和阿顺的遭遇有关，同时也是男权文化下传统未婚女性的普遍反应。

“妹妹”这一身份，在“五四”前后文化语境中的意味大可玩味。对于未婚女性而言，不称某某之女，而称某某之妹，意味着她的被监护权由家长让渡给了兄长。许多时候，她和兄长联系在一起，主要是由于其未婚的身份，当兄妹一起出现在别人的视线中、日记里，往往和她的婚姻状况有关。譬如，鲁迅 1920 年 3 月 17 日的日记提到“孙冠华嫁妹，送礼一元”，同年 4 月 2 日又记“谢仁冰嫁妹，送礼泉一”，1930 年 4 月 19 日又记“李小峰之妹希同与赵景深结婚，因往贺”，若非这三个别人的妹妹出嫁，她们和鲁迅不会发生任何关联。即在散文《狗·猫·鼠》中，鲁迅也曾写道：“平素不大交往的人，忽而寄给我一个红帖子，上面印着‘为舍妹出阁’，‘小儿完姻’，‘敬请观礼’或‘阖第光临’这些含有‘阴险的暗示’的句子，使我不化钱便总觉得有些过意不去的，我也不十分高兴。”然而时代毕竟变了，在北京、上海等大都市，已经有一些妹妹开始跟随她们的哥哥参与社交活动，甚至凭借个人才华引起他人的注意。如鲁迅 1929 年 8 月 3 日记有“下午朱莘濬及其妹来”，1932 年 11 月 16 日记有“舒及其妹来”，1934 年 8 月 7 日又记“内山书店…… 并绍介山室周平及其妹善子来访”。1921 年 8 月

16 日，鲁迅致信宫竹心，其中提到“先生兄妹俱作小说，很敬仰，倘能见示，是极愿意看的”。这些记录中的“妹妹”，已经在哥哥的带领下参与到和异性世界的交往；她们的人生价值，已不仅仅体现在婚姻上了。

鲁迅作为“五四”之后的文化名流，有较多的机会和别人的妹妹交往。按说近水楼台先得月，将朋友的妹妹发展成恋人和妻子，从逻辑上说顺理成章，从事实上看这在现代作家中并非没有，例如戴望舒爱慕好友施蛰存的妹妹施绛年未果，后来和穆时英的妹妹穆丽娟结为夫妇。然而鲁迅没有。鲁迅来往最多的是俞氏三姐妹和许钦文的四妹许羡苏，尤其是和许羡苏交往非常密切，鲁迅离京后，更是托她陪伴母亲，打理家务。自 1921 年 10 月至 1933 年10 月，12 年的时间里，许羡苏共在鲁迅日记中出现过 251 次。关系如此密切，以致有好事之徒揣想其中是否存在暧昧。从相关记载看，鲁迅离京后就没有再和许羡苏见过面。1932 年初，许羡苏到上海小住，与鲁迅同城，大约因为身怀六甲，也没有去探访过鲁迅。这年 3月，鲁迅全家外出避难，周建人一家寓居许羡苏住处，将她的有关情况转告了鲁迅。3 月 20日，鲁迅在致母亲的信中写道：“男及害马，全都安好，请勿念。淑卿小姐久不见，但闻其肚子已很大，不久便将生产，生后则当与其男人同回四川云。”1933 年9 月和 10 月，鲁迅收到许羡苏两封来信，从日记看，他都没有回信。此后，许羡苏就从他日记中消失了。我个人认为，鲁迅和许羡苏的交往，对后者成长为一个现代独立女性是有帮助的。

“妹妹”作为一个文学符号，则往往和情爱联系在一起。鲁迅在作品中经常提到“林妹妹”，便大都是如此。对于当时文坛上专写爱情而脱离社会实际的作风，鲁迅评价不高。1934 年 11 月，他在杂文《随便翻翻》中写道：“无论是学文学的，学科学的，他应该先看一部关于历史的简明而可靠的书。但如果他专讲大 [ 天 ] 王星，或海王星，虾蟆的神经细胞，或只咏梅花，叫妹妹，不发关于社会的议论，那么，自然，不看也可以的。” 不过他在 1936 年 8 月所作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的问题》中又认为，“文艺家在抗日问题上的联合是无条件的，只要他不是汉奸，愿意或赞成抗日，则不论叫哥哥妹妹，之乎者也，或鸳鸯蝴蝶都无妨。”

最后说一点人情之常。大凡家里只有兄弟的人，会渴望有一个姐妹，心理强大的更希望是一个妹妹，以投放与生俱来的温柔心和保护欲，并从同辈女性身上感知细腻温柔。鲁迅作为大哥，亦有此心。 1926 年 1 月，鲁迅写《有趣的消息》，其中有如下词句：“然而也还是‘妄有主张’，没法回头；倘使有一个妹子，如《晨报副刊》上所艳称的‘闲话先生’的家事似的，叫道：‘阿哥！’那声音正如‘银铃之响于幽谷’，向我求告，‘你不要再做文章得罪人家了，好不好？’我也许可以借此拨转马头，躲到别墅里去研究汉朝人所做的‘四书’注疏和理论去。然而，惜哉，没有这样的好妹子；‘女媭之婵媛兮，申申其詈予，曰：鲧婞直以亡身兮，终然殀乎羽之野。’连有一个那样凶姊姊的幸福也不及屈灵均。我的终于‘妄有主张’，或者也许是无可推托之故罢。”表面上充满讽刺，但我们不妨设想，假如鲁迅的妹妹没有早夭，兄妹长时期一起生活，会不会对鲁迅的情感体验和思维方式带来某些影响？考虑到鲁迅对兄弟的付出（甚至曾亲自给病中的周作人倒尿罐子），作为鲁迅的妹妹，该得到多少疼爱呵护，该是多么的幸福？遗憾的是，鲁迅没有姐妹。他的儿子周海婴也没有。 1936 年 9 月 22 日，鲁迅写信给母亲，报告海婴近况：“他同玛利很要好，因为他一向是喜欢客人，爱热闹的，平常也时时口出怨言，说没有兄弟姊妹，只生他一个，冷静得很。”这“冷静”，竟似来自鲁迅的遗传。

    (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